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非常不好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那么我想从经济刑法的角度，对企业家、民营企业的生存风险做一个扼要的分析：
第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导致的风险。我们的刑法思想是受宪法的统率，“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，私有财产是限制和剥夺的。而宪法思想来源于建国理论《共产党宣言》。《共产党宣言》里开宗明义的一句话，终极目的是消灭私有制。因此，中国法律存在着天然的消灭民营经济的基因。我们需要对一些不适应今日中国国情现状的思想进行反思清理，在基础理论上给民营经济合法地位，而不是消灭它。
第二种是打黑扩大化导致的风险。因为很多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，比如偷税漏税、假发票等行为。去任何一个民营企业查，找几个罪名很简单、很容易。累积那些企业主的几十年下来的各种不是，一堆罪名就有了，就可以给他们套上黑社会的帽子。人就可以杀掉或者判无期，财产可以全部没收，完全剥夺。如此下来，使得由改革开放形成的民营企业的成果，一个刑事判决就可以把它结束掉。
第三种是财富权力化转移问题。以前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，现在有了270多部法律，不能用这种革命的方法任意剥夺了，就用司法的手段，重新剥夺和分配财富，用公权力和司法权力重新进行掠夺，重新进行瓜分。已有大量案例充分说明了这种现实的风险。
第四种是经济行为的政治化问题。企业家要获批一个项目，拿到各种许可证、土地、税收优惠，在官场腐败普遍化的环境下，就要屈从于权力寻租，同有权人进行权钱交易勾兑。建好一个项目的过程，往往是自己黑化的过程。企业家的好多行为，就这样都跟行政权力搅在一起。一旦官员受贿案发，行贿的企业家马上就会被牵扯进来。现在很多企业家出事，都是涉及行贿犯罪。
第五种是官员短期政绩观的风险。谁当市长、县长，谁就希望在自己的任上，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快一些，能够搞出几个大项目来，对形象和仕途都有好处。再加上一任新官都有一些企业家兄弟围着转，要项目、要发财机会，因此对原定的地域范围的项目要重新洗牌，这样一种新官旧官抢项目的内斗，往往也导致借助司法手段搞企业家。
第六种是计划经济的余毒，权力插手民营经济。很多官员没有企业自主权观念，公私不分。习惯于将私营企业当成国有企业来管理，权力的运用没有界限，肆意地插足民营企业的内部事务。从来没有想过民营企业享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和财产私有权，从来不明白民企的最高权力机构，是其本身的股东大会，不是国家国资委，也不是财政局、工商局，也不是市长、县长，缺乏基本的《公司法》法律观念，非法干预民企的行为在全国非常普遍。
第七种是刑法罪名的泛犯罪化立法。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，《刑法》进行了八次修正，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就有112个。有很多罪名专门针对民营企业家，当然也有专门针对国企老总的。而“严格立法、普遍违法、选择执法”成了这些年的全国性现象。如果听话愿意交税的，帮我去搞政绩工程的，我扶着你，一旦不高兴了随时收拾你，找个罪名易如反掌。为了一下搞准、搞死、不让他翻案，往往多准备一些罪名，这个不行定那个，东边不亮西边亮。总能把一个民营企业家搞死。由于法律的泛犯罪化立法，法律成了他们滥用权力随心所欲的工具。
第八种来自行政权、司法权腐败对企业家的敲诈勒索。顾雏军最早就这么出事的——对权力者所提出的敲诈索贿没有满足。顾雏军跟我讲，我不是不愿意给钱，500万又不是大钱，我完全可以给他，但是给他我这一辈子就讲不清楚了，万一他抓进去把我讲出来怎么办？所以我不是不愿意给钱，是我不给也不行，给也不行，不给他查我，我给了他将来一辈子的隐患，所以企业家怎么活？
第九种是政法人员知识更新和执法水平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也很大，我们一些政法人员法律知识非常陈旧，不知道中国社会主义三大特征在这30年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，还是计划经济、不保护合法财产、打击资本获利、打击财产性收入、打击投机倒把、抑制平等竞争市场流通那一套旧观念。不懂自由经济、市场经济的理论，包括一些金融知识，包括财务知识、现代公司企业制度知识、电子商务的知识、知识产权的知识，《公司法》、《民法》的知识，都非常薄弱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导致法律水平和执法思想落后。
我们的执法思想没变，产生了非常大的冲撞。
二
社会主义特征的三大理论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、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理论，通过30年的改革，现在全部都变了;
第一，现在非公经济已经是占主导地位了。除了垄断企业还在国家手里，比如浙江财政收入，税收74%靠民营经济，所以公有制为主体，在很多省份在全国经济成份比例中，都已经改变了。
第二，我们不但党的纲领，连《宪法》都修改了，宪法已经明确写上了社会主义现在是市场经济。“计划经济”四个字已成为过去。
第三，以前我们只有榔头、锄头挖来的钱才是合法的，资本的获利，我们基本上是否定的——就是资本中的每一个毛孔里，都流着工人的血汗。现在我们不但允许和支持资本获利，还开放了股市、期货市场，开放了风投市场。我们已经明确向民间讲，要保护财产性收入，也就是资本获利，我们不但按劳分配，还按资分配。按资分配的比例往往已经超过了按劳分配。
此外，社会主义的第四个特征，小平同志后来说的，社会公平的观念，也产生变化了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强调积极发展，梯级发展，允许收入拉开差距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但现在一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又抬头了，要求大家一起贫穷，绝对不准收入拉开差距，不要造蛋糕，而是分蛋糕。在社会公平的观念上也是非常落后的。
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四大变化，导致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，包括法律制度出现严重脱节。
社会主义三大特征，经济基础的特征，都关系到制定法律的基础。法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方面。但我们的执法指导思想、刑法立法思想没有改变，还是按照原来公有制、计划经济那一套。
比如说公有制保护这一块。《宪法》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。《刑法》这一块，就搞了歧视性立法。公有财产强保护，私有财产弱保护。
比如贪污罪，拿了国有资产500万贪污，可以判无期徒刑，可以判到死刑。但是拿到私营企业同样的资产，拿10个亿，只能判15年，判不了死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立了另外一个罪，叫职务侵占罪，不叫贪污罪。
我们还有一个挪用公款罪，是无期徒刑，如果是国有的企业、财产，挪用500万，可以判无期。又有一个挪用资金罪，哪怕挪用了私营老板的10个亿，也只能判10年。因为挪用资金罪最高刑只有10年。人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哪知道，立法本身就是歧视的、不平等的。民营经济是弱保护，公有制经济是强保护。在我看来，我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出问题了。
三
在这种经济改革加快、政治改革滞后的环境下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冲突越来越激烈，最后挤在岩石缝里面的，就是以私营资本经营为特征的民营企业家。
所以，企业家只知道自己做生意，不关心刑法知识是不行的。因为刑法随时可以剥夺你的权利、剥夺你的财产。吴英就是死缓。湖北龚家龙，无罪释放后，上市公司财产已经全部丧失。
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你说是哪一个案子冤枉，意义已经不大了。以前我总关注呼吁社会关注哪一个案子冤枉，我现在不大呼吁了。我转向关心更大范围的问题。因为一两个案子的纠正和无罪，已经解决不了全面性的法律基础的问题，它天天可以产生新的冤案。不解决一个刑法的基础思想问题，不重新改造我们的经济刑法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永远会走在监狱的路上。
同时应该看到，“严格立法、普遍违法、选择执法”的问题，实际上严重压抑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活力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，严重扼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。
